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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雨薇 國家植物園

米林野古草

在青藏高原，一株不知名的禾草靜靜生長了千萬年。直到2025年，國家植物園南園的科研人員們才為它“驗明正身”，賦予了它一個名字——米林野古草Arundinella mainlingensisW. L. Chen & Y. W. Tian。

這一科學發(fā)現(xiàn)背后，不僅僅是一個新物種的誕生，更是一場跨越66年的科學糾錯，揭示了在植物分類學中，新物種從發(fā)現(xiàn)、研究到發(fā)表所經(jīng)歷的嚴謹認證流程。

Part 01

禾草的“身份危機”：從錯認到正名

1959年，一個“黑戶”植物的誕生。植物學家耿以禮在《中國主要植物圖說》中描述了一個新物種——云南野古草 Arundinella yunnanensis Keng，并以云南貢山采集的一份標本（王啟無65574）作為模式標本，但因當時沒有提供拉丁文描述，這個名稱并沒有被學術界承認，成為了科學界的“黑戶”（不合法名稱）。

1980年，補辦“身份證”，但搞錯了戶口。植物學家孫必興補充了拉丁文描述，使得云南野古草終于“合法化”（合格發(fā)表），獲得了合法身份，擺脫了“黑戶”的稱呼。但是在研究過程中，孫必興描述云南野古草時同時引證了西藏的幾份標本（青藏隊1460、74-4650、74-4648）作為副模式，這意味著，將西藏分布的野古草居群錯誤地認定為“云南野古草”。

2025年，DNA檢測 形態(tài)比對，終于“分家”。國家植物園（南園）的研究人員發(fā)現(xiàn)，在西藏分布的“云南野古草”和在云南分布的“云南野古草”并非同一種植物，西藏的“云南野古草”其實是個獨立的新物種。證據(jù)主要來自兩方面：

分子證據(jù)：分子系統(tǒng)樹顯示，兩者在分子系統(tǒng)發(fā)育樹上構成高度支持（Bootstrap=100）的姊妹群；

形態(tài)和生境差異：

西藏居群（米林野古草）：株高較矮（15-45 cm），葉片密被絨毛，生長在2200-4200米的峭壁和林下。

云南居群（云南野古草）：株高更高（30-50 cm），葉片光滑，主要分布在3000米左右的山坡草地。

最終，西藏居群被確認為獨立新種，正式命名為米林野古草，而云南野古草的形態(tài)變異范圍、地理分布范圍以及系統(tǒng)發(fā)育樹上的位置也被重新界定，這場持續(xù)了66年的分類學“錯案”終于真相大白，2個物種也實現(xiàn)了獨立演化單元的科學劃分。

Part 02

新物種如何“上戶口”，科學命名的四大關卡

在植物學的研究領域，發(fā)現(xiàn)新物種只是第一步，根據(jù)《國際藻類、菌物和植物命名法規(guī)》，新種必須通過“合格發(fā)表（valid publication）”才能獲得科學界的認可。自2012年1月1日起，新物種需闖過以下關鍵“關卡”：

1.有效發(fā)表：研究成果需在印刷品或帶國際刊號/書號的在線電子出版物正式發(fā)表，完成科學共同體的“官方注冊”。

2.名稱規(guī)范：新種的名稱須由拉丁字母組成，嚴格符合命名法規(guī)的形式要求，格式為“屬名 種加詞 命名人”。

3.特征描述：必須用英文或拉丁文詳細描述形態(tài)或給出特征集要，同時闡明與近緣類群的區(qū)別，并盡可能提供結構細節(jié)插圖以便其他學者進行識別鑒定。

4.模式標本：必須指定一份標本作為“主模式”（holotype），并存放在指定的收藏機構供人查證，確保名稱和標本實體一一對應。如果主模式丟失，還可以用“等模式”“合模式”等替補（見術語解析）。

缺少任何一項，這個新物種都會被視為“不合格發(fā)表”，這個名稱就是學術 “黑戶”，科學界不會承認。此外，發(fā)表新種時還應系統(tǒng)梳理歷史文獻，明確其在學科體系中的定位，體現(xiàn)學術傳承性。

術語解析

主模式（holotype）：作者指定為命名模式的一份標本或插圖（2007年后僅限標本）；

等模式（isotype）：與主模式同號的任何一個復份標本；

合模式（syntype）：未指定主模式時，原始描述中所引證的任何一份標本；或多份標本同時被指定為模式時的單份標本；

后選模式（lectotype）：發(fā)表時未指明主模式、主模式失蹤或包含多個分類群時，從原始材料中選出的命名模式；

副模式（paratype）：原始文獻中引證的非主模式、等模式或合模式的標本。

Part 03

為什么分類學這么較真？命名嚴謹性的啟示

你可能覺得，給一株不知名禾草起名字而已，何必這么麻煩？但科學命名的嚴謹性，會直接影響生物多樣性研究、生態(tài)保護甚至是植物的開發(fā)和利用。

在植物學的世界里，準確的學名是確保交流與研究可靠性的基石。我們會遇到的“同名異物”現(xiàn)象，例如“鐵線蓮”一名在不同地區(qū)可能分別指代毛茛科與爵床科的不同植物，這為物種鑒定埋下了混淆的種子，也會導致在研究中的錯誤應用。與之相對的“同物異名”也同樣常見，如馬鈴薯（Solanum tuberosum）在歷史上就擁有多個無效學名，給數(shù)據(jù)庫整合與文獻檢索帶來困擾。名稱的混亂會直接波及科研的嚴謹性。例如在利用DNA條形碼進行系統(tǒng)發(fā)育分析時，若同一物種在GenBank中被標注為不同學名，便會嚴重影響進化關系的重建質(zhì)量。

在瀕危物種保護層面，名稱的準確性更是至關重要——倘若將中國紅豆杉錯誤鑒定為歐洲紅豆杉，便可能導致其無法受到CITES公約的有效保護。這一原則在農(nóng)業(yè)與食品安全中同樣適用。作物育種，尤其是從小麥野生近緣種中引入優(yōu)良基因時，名稱的混淆可能使寶貴的種質(zhì)資源無法被正確識別與利用，最終導致育種效率降低甚至失敗。

1959年出版的《中國主要植物圖說——禾本科》中記載的新分類群均因缺少拉丁文描述而未能合格發(fā)表，涉及陜西、云南、廣西、江西等多個生物多樣性熱點區(qū)域。后續(xù)學者郭本兆、耿伯介等人雖補充了部分物種的拉丁文描述使其合格發(fā)表，但仍有不少分類單元亟待完善。由此可見，從基礎分類到應用研究，一個統(tǒng)一而準確的命名系統(tǒng)，始終是連接科學與實踐的橋梁。植物拉丁學名為全球生物學家提供了統(tǒng)一、無歧義的交流語言。無論身處何地，研究者都能憑借學名，準確追溯該物種的形態(tài)描述、遺傳信息、生態(tài)習性和相關研究。物種名稱如果缺乏嚴謹性，跨地域、跨學科的合作將困難重重，阻礙知識的積累和共享，最終延緩人類對自然界的認知和保護進程。

Part 04

每一株植物，都有自己的故事

米林野古草的命名，不僅是一個新物種的誕生，更是一場科學的探索。從錯認到正名的歷程，也詮釋了植物分類學領域科學命名的嚴謹性要求——每個合格學名的發(fā)表都必須建立在完整的科學論證體系之上。

如果下次在山野間看到一株不起眼的植物，或許它也在等待植物分類學界為它驗明正身，講述屬于它的生命故事。